其实，安邦及其分析师们，可以作为被洋鬼子认可的中国右派的标杆了。
多才多艺的胡星斗对于大部制也有着自己的说辞。
在博客网大部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
胡星斗：
讲决策、执行、监督的三权分离未尝不可，可以稀释过去那种过于政治化的三权分离，让大家都接受，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偷梁换柱改革的办法，让大家接受这个东西。
决策、执行、监督的三权分离也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在西方实际上就有这样类似的做法，当然不一定完全是行政权。比如在西方政务官就是承担决策这样的角色，事务官就是负责执行的，在美国有很多大的局就是专门负责执行的，所以在西方实际上决策权和执行权就是分开的，监督权到底怎么监督，还得考虑，监督权，包括监察部和中纪委，不仅仅是行政三权分离，还包括司法、人大的监督作用，不一定光是行政权的三权分离，而是一种笼统的说法，新的三权分离代替旧的。
我觉得三权分离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可争论的，包括这次的大部制，很大程度上是炒概念为主，中国是喜欢炒概念的，就像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类的，大家使命地炒作一番，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，不可能有多少实际的内容。因为农民不能够成为主体，金融、土地，农民都没有自主权，所以新农村建设肯定很难落实，大部制可能也差不多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前五次改革都是大部制，反正总是想缩小政府规模，把相近的部委合并，只不过这次大家又发明了这样一个词，实际上与前五次行政机构改革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。
政治体制改革从大部制这个地方着手，当然也是不太可能的，只能说我们现在是混淆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机构改革，把行政机构改革说成是政治体制改革，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停滞和倒退，只不过表明这个，但是实际上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。
关于政治体制改革，平均每天有两三个外国记者问我这样的问题，很多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的，平常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要从新闻制度改革、财政体制改革和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三个方面入手，可能比较容易一些，其他方面的改革都不可能有效果。我们能够进行新闻制度改革，新闻稍微放宽松一点，因为这个改革是很容易的，也就是说少管一点，上面的机构无为而治，新闻就放开了一点，对官员对政治就能起到更多监督的作用，这是比较容易操作的，这是中国可以做到的，包括前天我在美国之音也是讲了这个观点。除了新闻制度改革，还有财政体制改革，我觉得核心还是财政预算决算的权力要交给各级人大，这个改革，如果下决心也是可以做得到的。对那些做不到的，我不太喜欢多讨论。要把财权、钱袋子由政府官员的手中转移到各级人大，而且财政预算必须详细、透明，然后再进行人大的改革，人大代表首先要直接选举。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会不会乱呢？我早就说了，我是强调一种可控式的民主，也就是说利用电视网络发表演说，人大代表要真正地竞选才能代表社区、村民，才能有代表性，才能履行职责，而且人大代表要专业化，在一些分委员会代表要专职化，一旦当选为人大代表就应当辞去原来的职务，如果有公职保留公职，专心致志地进行调研收集民意进行监督。专职化了，有时间调研对财政的预算决算，也有时间进行分析，特别是分委员会必须是一些专家，能够对财政预算决算进行详细的了解，财政预算决算必须具体到每一个采购的事项。我觉得对这一点，现在的中央政府也可以做得到，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这几个方面逐渐地突破，然后逐渐影响到更大的方面，比如说整个的人大要更加具有独立性，能够监督政府等等，这样才可能操作。
